澳大利亞被指絕無可能棄美投華 這對中國也毫無意義澳大利亞畢曉普中國__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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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澳大利亞亟需新型外交戰略

  雪 珥

  是否該向中國“靠攏”,近期又成澳大利亞的輿論焦點。

  澳大利亞首位駐華大使斯蒂芬·菲茨傑拉德日前發表公開演講,認為由歐洲和美國領導的時代已行將結束,呼籲澳大利亞把中國作為其外交和經濟政策的主要焦點,並“在我們的教育中註入中國問題研究和中文課程”,爭取讓澳大利亞對中國產生更大的影響。

  菲茨傑拉德的講話不僅受到澳大利亞主流媒體的廣泛關註,也受到諸如《紐約時報》等美國主流媒體的註意。

  在菲茨傑拉德之前,前總理基廷,前駐美、日和印尼大使約翰·麥卡錫,前外長鮑勃·卡爾等澳多位政要也公開發出向中國“靠攏”的呼籲。

  澳政府最為引人註目的實際動作,就是公開呼籲中國加入TPP,填補美國退出而留下的空白。澳外長畢曉普在上月接待中國外長王毅時,強調在當前國際局勢不確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,澳中進一步密切雙邊合作,並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合作具有特別重要意義。

  凡此種種,的確顯示澳有向中國“靠攏”的感覺。但是,澳外長畢曉普上周在新加坡演講時,卻又警告中國“如果不擁抱民主,就永遠無法激發全部潛力”,並呼籲美國提升亞太事務的參與度。同樣是這位外長,此前在諸如南海議題上,一直表現得相當強硬,曾因此在中國媒體上飽受批評。

  對於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,中國應綜合理解。

  澳大利亞的基本國情是“大國寡民”,這決定瞭其安全方面的先天焦慮,“事大主義”成為澳建國以來的外交基調,先後依靠英、美“老大哥”,忠實、甚至超額地履行瞭作為“小弟”的各項義務。澳美同盟建立之後,澳參加瞭美國所發動的每一場對外戰爭,在美朋友圈中也是獨一無二的。

  然而,如同任何一種差距過大的親密關系,澳亦遭遇過頗為傷懷的“遺棄”。當年,美國一方面與中國秘密外交,一方面卻將澳洲緊緊推向反共反華第一線。感覺被“涮”的澳大利亞,惱羞之餘亡羊補牢,在1972年迅速實現澳中建交,成為澳獨立自主外交的典范。

  特朗普當選後,在與澳總理初次通話時表現傲慢,引起澳朝野普遍不滿,進一步激勵澳內部推行獨立外交的呼聲,主流媒體也發表諸如《澳大利亞需要新的中美戰略》的社論。

  可以說,當下是澳大利亞立國一百多年來,探討新型外交戰略最為認真和迫切的時刻。美國表現出的保守主義與孤立主義傾向,令澳極為擔憂。澳甚至召回駐全球所有大使,這種世所罕見的大動作,正是其外交顧慮的急迫表現。

  澳采取“兩手抓、兩手都要硬”的做法:一方面加強與美國新政府溝通,爭取時間,“電話門”事件後,澳外長畢曉普在美進行高強度公關,最終成功邀請美國副總統4月份訪問澳洲;畢曉普在新加坡的講話,既是澳政客展現“政治正確”的程式化動作,也是講給美國老大哥聽的表態。另一方面,澳試圖深化同中國在捍衛與推進全球化方面的合作,甚至率先表態希望中國加入TPP。

  凡此種種,都是澳大利亞不斷自我調整,試圖適應中美關系“新常態”的努力。澳為自己的國傢利益計,絕不會在中美之間“選邊站”:一方面,澳美同盟是澳在二戰後幾十年來的立國根基所在,美國向澳大利亞提供的諸如安全保障之類的產品是不可替代的。即便美國走上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,澳亦絕無可能“棄美投華”,何況這對中國也毫無實際意義;另一方面,澳國內市場的狹小決定其必須依靠全球市場,絕無可能推行任何反對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,絕無可能放棄與中國的經貿關系。

  澳最佳選項必然是:推行獨立外交戰略,在中美之間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協調角色,從而變“左右為難”為“左右逢源”。▲(作者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、盤古智庫學術委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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